上述种种情况，有些在历代史官当中也是存在的。而在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上，则表现得更为突出。还有一种情况，即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其著述并非都是官修史书。例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史通》、《贞观政要》、《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名作，仍属于史家私人撰述。
中国古代史官产生出中国最早的史家，而中国古代史家却并非都是史官。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家，既包括那些没有史官身份的史家，也包括那些具有史官身份（尤其是那些做出了成就的具有史官身份）的人。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辉煌的贡献。刘知幾论史家的成就和影响之高低与异同时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111]他把“史之为务”划分为三个层次，反映了他的史家价值观，即首先推重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同时也看重史家的著述、思想、言论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他说的这六个人中，相传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故可以同司马迁并提。他说的周之史佚，据说是周文王、武王时的太史尹佚。《国语·周语下》记晋国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言论，即“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恣”。这表明直到春秋时期，史佚还是一位很知名的史官。刘知幾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评论史家的成就及其社会历史影响，这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家批评论上还是第一次。其后，从理论上对史家进行评论，代有所出；而章学诚“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以才识、记诵判定史家成就、得失，这些都具有史家批评之方法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