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页。
[8]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7页。
[9]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0]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页。
[11] 邓小平：《振兴中华民族》，《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8页。
[12] 李德：《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何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9页。
[13] 瞿林东：《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27页。
[14]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279页。
前提和路径
——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1]
中国史学走向世界不自今日始。但是，当今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自有其突出的时代性。这是因为：第一，当今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开放性。汉唐盛世，郑和下西洋，说明历史上的中国也曾有过开放的时代，也曾有过那个时代的辉煌，但它们毕竟都已成为历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以至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的足迹遍世界，各国人的足迹遍中国，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的开放事业在许多领域都将更广泛、更深刻。第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隋唐时期，中国史学已经大规模地走向朝鲜半岛和日本。至晚在18世纪，欧洲人已经开始了解和评论中国史学。20世纪以来，中外史学交流日益活跃。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中外史学交流也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许许多多外国史学著作涌入中国，大批外国同行来到中国作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也纷纷走出国门，或访学，或深造，中国史学著作也不断地被介绍到世界各国。中外史学家共同参与的各种学术会议，更是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