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历史”或“文化”中的人物在这里被重写,读者读到了一种少见的如此激进的历史和文化想象方式。可以看出诗人走出“历史”专注“今天”,倾心于那种生死明暗交汇时空消融的生命极致状态,可能在诗人看来,这种极致状态才是生命自由的真正实现。在一个个人物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那种二元对立的生命状态,但在对立的两种状态之外,产生了第三种境界:虽然生命充满死亡、残缺、悲伤和羞辱,但人物最终如蚕破蛹,摆脱这些看起来叫人痛苦不堪的状态,进入了瞬间的澄明之境。“痛苦/穿破痛苦的中心/一只红蝴蝶/伤口 通明了所有的界限”(82),所有的生命最后均消融“在日神的光之上/在酒神的醉之上”,“无时空体验”,“逍遥”,极乐,自由。这种绝望中诞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审美方式和想象方式,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说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83)让人在这个一切价值面临重估、充满文化碎片的“后现代文化”时代,多少多了一些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也许我们确实很乐于相信这个时代的个体命运真的是这样——“生命只在今天”,摆脱历史因袭的重担,在一个个无时空体验的瞬间,身体和生命自由地绽放。不过,如此地以“历史-今天”“绝望-希望”的对立方式来想象世界,是否对历史真实、现实世界的把握有失简单?毕竟这种决绝地对待世界的方式总是让人生疑。鲁迅曾经告诉我们:“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84) 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在“绝望”和“希望”之间,以更复杂的思忖来对付人生、历史和世界的某种“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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