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以梦来描述创作状态，并不能从20世纪中国的文艺实践中得到足够充分的证明。近乎理想的，大约是介于迷狂与非迷狂、激情与非激情、投入与非投入、参与与非参与之间的那种状态，是上述状态间的平衡。但那或许只具有理论意义。我们应当庆幸的是，正因实际状态的不理想，才使我们有了风格千差万别的艺术创造，这也如造物的不圆满才成人的世界。每种风格都非平衡，有倾斜，都因所得而有所失。即如老舍，你会遗憾于他的作品缺少了蓬勃满溢的生命力量，却又会想到在一时期文学的全景中，老舍正以其均衡以其安详衬托了骚动的激情，以其宽容衬托了强烈峻急。人类心灵要有极端性、要有巨大的骚动不安才更能达到深刻；却也要常态，稳态，中和境界。众多艺术家各依其性情禀赋的创造，才最终构成瑰丽的艺术世界。
最后还得说，每一种概括都以有“例外”为条件。用“非激情状态”概括京味小说的创作状态，自然太过笼统了。以此也许可以大致描写老舍〔38〕，以至于描写汪曾祺、邓友梅，却难以描写刘心武。刘心武是有强烈的参与意识的。但他近作中的考察态度，至少是一种效果上的“间离”。邓友梅亦有其激情，比如讲述掌故时的那种陶然——陶然却还不至于忘情，亦出亦入，意态依然安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