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近代化趋势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逐步深化的。其深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史学之近代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这个理论体系是以西方近代进化论为核心，而在研究方法上则注重对于史料的整理、鉴别和对于专史的研究，其近代学科分类的观念日渐清晰。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摆脱了传统经学的影响，并开始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体系。“新史学”所力倡的这些理论和方法，一方面区别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另一方面对20世纪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有的为新历史考证学派所推崇和吸收，有的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肯定和发展。它们之间既有明显的区别，甚至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又不是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
以王国维为开山的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派，不仅在历史考证和文献考证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运用传世的文献资料和最新出土的考古资料相互印证方面，开拓了古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如果说，“新史学”主要是从历史观念上突破古代史学的窠臼的话，那么新历史考证学则主要在科学方法上创造了自身的辉煌。“新史学”的倡导涌现出了冲锋陷阵的勇士，而新历史考证学派则造就了一批严谨求真的大师。他们活跃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坛，推动并且深化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