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好不容易到衙门坐下来，天津地方官员又集体进谒。他们无一不主张排外，请求不惜一战，“或欲借津人义愤之师，以驱洋人；或欲联俄、英各国之交，专攻法国；或欲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气；或欲调兵勇，应敌之师”。曾国藩深切感到“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其势汹汹”。这是第三股压在曾国藩肩头的巨大压力。
不仅是天津官民，全国舆论都要求对外强硬。天津教案成了同胞们发泄积怨，倾吐对中外现状不满，表达对强盛的渴望的窗口。很多达官显贵看到民心激昂，还主张利用民心，干脆撕毁之前的一切合约，与列强再决雌雄。比如，皇叔、醇亲王奕譞就信心十足地认为，可以借教案激起的民间激情，将国土上的所有洋人都赶下海去。曾国藩先前镇压太平天国的丰功伟绩，在人们看来是可以复制到对外战争中去的。他们对曾国藩的“驱洋”“灭鬼”寄予了厚望。天津街头巷尾就到处传言，说皇上调曾国藩前来是为了驱赶洋人的。为此，曾国藩不得不贴出告示，表白自己此行只是“奉命查办”，绝对“不开兵端”。他希望能够“稍靖津人跃跃欲试之心”。舆论对曾国藩现在的期望有多高，日后的失望就有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