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营救陈仪，未能奏效。到了孙立人案发，他参与九人调查小组，叨陪末座，第一次开会，陈诚念调查报告，声音细小，他听不太清。轮到他发言，他就说，按照常理，似乎纯属孙立人个人或极少数人的行为，因为假如有案情，其他人就不太可能知情，因为知情的人愈多，事机愈可能提早暴露，知情人既少，为何牵连这么多人？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这显出俞大维作为最高幕僚之一，感情和缜密的头脑相配属，为孙立人的冤枉，给出可信的论据。
孙立人案发前，职务是参军长，他对战略家余伯泉发牢骚，说是闲混愁闷，无事可做。余氏就劝他去给俞大维当副手，一定会有用武之地。但孙立人心有不平，他说，我是要做大事的人，当副部长，能做什么事！对此，俞大维感慨道：“孙立人不听余伯泉劝告，大事做不成，却出了大事。他如果当我的副手，肯定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到了他们的晚年，生命最后时节，释放孙立人的事情，已有眉目，孙立人曾告诉探望他的人，如果彻底自由，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俞大维。
俞先生躬行幕僚作业之一端，就是折冲樽俎，争取美援。其中的艰难周折，不下于战场的经略和防务的部署。另一方面，他总在前线奔走，具有镇定如山、化险为夷的大将风范，这对前线官兵，往往具有强心针的作用，使其部署化为辉煌战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