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我一个人的良心稍稍感到了一点儿不安。因为我总觉得他会知道那一个晚上的事……后来我又收到了他的几封信，却始终没回过他一封信。倒不再是由于嫉妒，而是觉得，经过那一个晚上，我已没资格与他通信了。
两年后我也上了大学，手拿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我竟不由得产生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之感。也不由得想到杨文林，内心弥漫着羞愧。再后来天各一方，常想给他写信，却不知该寄往何地。
一九八五年我回哈尔滨，几位中学同学联系好了，春节初二晚上，在老师家聚会。忽然有一位同学问：“咦，杨文林这小子怎么姗姗来迟？”我马上追问：“他也在哈尔滨吗？”老师说：“应该在吧！今天这一次聚会，是他用书信发起的嘛！难道你不是接到他的信才来的吗？”我一时嗫嚅不已。
我的确在几个月前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因为当时忙乱，并未细看。于是大家纷纷向我询问他的情况——分配在哪个省，结婚了没有，有小孩了没有，当上个什么官儿没有？等等等等。我却一问三不知。
老师向我投来了满腹狐疑和略带谴责的一瞥。老师说：“人生有三种关系是值得特别珍惜的。初恋之情、患难之交、中学同学之间的友谊。中学同学是有别于大学同学的。大学同学，因为‘大’了，则普遍是理性所宥的关系，难免掺杂世故的成分。但在中学同学之间，永远会保持一种少男少女时代的真诚。这种真诚是人内心里的情感之根。即使后来学得很世故的人，在中学同学之间，往往也会羞于施展世故。就算是当上了总统的人，见了中学时代的好朋友，也会忘记自己是总统；而见了大学同学，却不由自主地常提醒自己，别忘了自己已然是总统。你们说我的话有没有点儿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