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域文化在大规模输入中国文化系统时,表现为物质性的文化形态似乎更易受容于中国文化,而精神性的文化形态在受容过程中则往往会遇到较多的阻力。如宗教思想文化的传播即是如此。
就宗教的传播而言,隋唐统治者基本上采取了兼收并蓄、诸教并行的政策,除原有的土生土长的道教和早已传入的佛教继续发展外,来自中亚和西亚的摩尼教、景教、祆教以及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亦受到唐王朝的欢迎,各自在长安和外地相继建立起了本教派的传教基地——庙宇祠堂。摩尼教在长安的寺庙,还得到过皇帝的赐额“大云光明寺”。在广州甚至还有古印度的宗教婆罗门教的寺庙。这都反映出唐政府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态度。
南亚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到隋唐时期已经过三四百年的流传,它在华夷之辨、礼敬王者尊长以及忠孝观方面,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形成过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一直到唐初还比较激烈。但从隋代开始,佛教宗派的全面创立和繁盛,使得佛门高僧引进儒、道,以本土化的意识进行改造,最终形成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的佛教。在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上,深刻地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