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参见本书下编《评〈隋书〉史论》一文。
[42] 姚思廉：《梁书》卷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0～151、118页。
[43] 姚思廉：《梁书》卷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0～151、118页。
[44] 李百药：《北齐书》卷八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16～117页。
[4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0页。
[46]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页。
说“良史”魏徵[1]
魏徵（580—643年）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位政治家，也是君主制度下的一位诤臣，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作为政治家和诤谏之臣，魏徵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誉。唐太宗曾当面对魏徵这样说：“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2]唐太宗甚至以金矿石与“良冶”来比喻他和魏徵的关系，说：“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3]这两段话，一方面表明魏徵所谏之事甚多，唐太宗以“忠诚奉国”肯定魏徵诤谏的思想动因，当是中肯的；若说“皆称朕意”，似有夸大，毋宁说是大多被采纳了。难得的是，唐太宗自喻为“金”，以魏徵比作“良工”，“金”得“良工”才显其宝贵，这显示了唐太宗虚己待人的胸怀。正因为有魏徵的这种表现以及唐太宗与魏徵之间的这种密切的君臣关系，所以魏徵的辞世，唐太宗深感悲痛，认为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昔惜魏徵，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4]从唐太宗的全貌来看，这也并非虚言，他真正感受到一个“忠诚奉国”的诤谏之臣是多么重要，多么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