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晚清政治改革，所有的重大改革决断，都是带有军方背景的人在优先支持、拥戴、推动。当然这在不发生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好的，但一旦发生问题了，就不可遏制。所以我们看到1911年这么一个短暂的时期，从皇族内阁到铁路国有，到最后在成都出现保路风潮，再紧接着在一种空虚的状态下，湖北就发生了新军哗变。
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革命叙事成为主导，慢慢地就建构起了一个武昌起义的革命话语体系。包括后来那些辛亥革命的先驱者、存世者，写了很多回忆录，把日知会、闻学社都描述成是革命团体。我在研究的时候，总觉得不太对劲。清政府主导的新式军队的力量，和革命有没有关联呢？应该说有一定关联。就像我们前面讨论的革命在1905—1906年的那种状况——你清政府不改革我就革命了。而一旦清政府改革后，就不存在一个年轻的军人或知识分子说“我要革命到底”。
因此我们去讨论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发生的事情时，我想其实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清帝国体制内的新军人的抗争。之所以发生这种抗争，是因为他们对政治太关切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太强了。从1901年的新政到1906年的宪政，他们是经历者，也是坚守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