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问题认识不清楚，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他们模糊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革命的界限，将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一概当作革命对象，声称“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并将五四新文学当成资产阶级文学而予以否定。他们不但把鲁迅当作“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说鲁迅是“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太阳社、创造社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人的批判，引起了新文学阵营内部历时一年有余的论争。鲁迅对于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并对倡导者们轻视生活、轻视技巧、“只挂招牌，不讲货色”等毛病提出了恳切的批评。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初期的创作，以小说和诗歌为主要文体，习称为“普罗文学”。它们具有明确自觉的政治和阶级意识。为了达到宣传阶级意识、鼓动大众情绪的目的，他们强调抓取能表现现时代阶级斗争主题的重大题材和“大时代冲击圈”中的人物。在写作上往往避开现实的具象描绘而直奔主题，凭主观热情塑造“突变”式的英雄，作品中充满着主观的叙述、激情的宣泄和标语口号式的议论，既生机勃勃、奋发踔厉，又浮躁冲动，粗糙幼稚。蒋光慈、洪灵菲等小说家，多描写农民暴动、工人罢工和革命者的艰危受难，追求“力的技巧”和粗豪的风格，习惯在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中展示人物的英雄风貌。这些作品观念大于形象，描写主观浪漫，最典型的公式是“革命+恋爱”。这一类的代表作品有华翰（阳翰笙）的《地泉》三部曲，洪灵菲的《流亡》、《前线》、《转变》，戴平万的《都市之夜》（短篇集），钱杏邨的《革命的故事》等。虽取材不同，但大体表现了相同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