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曜即位伊始，便着手兴办学校，振兴儒学。史载：“刘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以游子远为大司徒。”[37]刘曜在位时间极短，却能于战乱间隙之间迅速恢复太学、国子学，还大力开办小学。他还曾多次亲临太学，策试学生，更属难能可贵。
如果说，前赵在混乱中尚能恢复学校的话，那么石勒所建的后赵，在兴办官学、发展文化教育方面所作出的成绩，更让后人称道了。石勒本是刘渊的部将，羯族人。他早年曾被掠卖为奴，生活十分悲惨。起兵之初，石勒对汉族上层人士极端仇恨。在战争中，俘获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几乎全部被杀死。这大约与他青少年时代所受苦难不无关系。但是到立志建国后，他逐渐改为拉拢汉族大族的政策，特别是对中小士人尤为重视。石勒大量吸收深诣儒学的汉族士人参加后赵政权。这些人对后赵建国在制度上影响很大。石勒非常信任失意汉族士人张宾，几乎言听计从。石勒本人并不识字，却十分喜好汉文化，经常请人给他读讲史书。石勒在攻取河北、占据襄国之后，立即在境内“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38]。不久，他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39]。在称王的当年，他在太学中特设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诸职。石勒不仅重视开办中央官学，而且还“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40]。石勒办学的特色是重视考试。他曾“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41]。对于地方学校，石勒要求入学的生徒们一律逐年考核。凡三次考核合格者，可由郡国举荐，量才录用为中央或地方的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