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到犹太教对这一总的结果有什么贡献几乎是多余的，因为，尽管希腊主义和犹太教被假设为处在激烈冲突之中，但这种冲突的种族成分多于理性成分。人们很清楚这个问题难度极大，长期的争论似乎倾向于认为二者不可调和。然而，至少还存在两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第一，如果我们以那些伟大的先知，而不以那些祭司和仪式的领袖，为犹太教的代表，那么这种不可调和性也就消失了。因为我们马上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关于道德责任和个人义务的看法与自以西结以降的希伯来先知的看法完全吻合。
第二，我们最好记得，斯多葛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犹太自由主义精神的代表和希腊自由主义精神的代表，因为有某种原因相信斯多葛主义的创始人，基提昂的芝诺，可能是犹太人［5］，或者至少是一个腓尼基的闪米特人，特别有利于接受犹太人的影响。无论有无创立教派，他与斯多葛主义的道德方向关系很大，其中并无任何与犹太教的最高原则不能调和的地方。
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先知主义（Prophetism）并非整个犹太教，斯多葛主义也不是整个希腊主义，那么我们倒可以适当地提醒一下反对者，族祖主义（Hierarchism）不是整个犹太教，奥林波斯教（Olympianism）也不是整个希腊文化。事实上，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哪些存留下来的原则对各自文化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这种平衡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在这个例子中只能有一个回答。因为，对犹太教来说，它的最高成就的标志是先知，而对希腊文化来说，它的最高成就的标志是苏格拉底主义（Socraticism）。双方各自存在着的那些完全超民族、超种族的成分使它们能够联系起来为西方文明带来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