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看到生理学的知识绝无可能解释人类行为的产生，于是转而研究善，并试图劝说人们寻找生活的理性准则。［18］希腊人给苏格拉底喝了毒药，就像罗马当局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伊曼努尔·康德讲授关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首要性学说，这是在用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指出：我们研究科学或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惟一依据就是发展人类品格。康德不是殉道士，但他的核心学说却消亡了。有些注意到它的人得出结论说，康德的意思是实践比理性更重要；还有一些注意到它的人只吸取了康德正式的实践理性学说的缺陷（这些缺陷确实存在）。但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它的主旨——善的生活是对选择范围内的理性的忠诚，这种忠诚比忠诚于感性王国中的理性更加高尚，更加合理。
思考伦理和宗教比思考科学更高尚、更艰难，这是另一种困难。按照康德的看法，科学惟一可以证明自身的地方是它可以用来支持和表达善良的意愿。约翰·杜威和康德的观点一致，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哲学都是道德的分支”［19］。德国人海因里希·里科特（Heinrich Rickert）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甚至说“逻辑学是思想的伦理学”［20］。但是哲学家们对理想准则的必要性的承认几乎被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忽视。尤其是要把这个世界变成光明的世界，确实要有这样的改变。有许多人，甚至伟大的思想领导人，对进步感到绝望，认为上述观点太古老，或者是非基督教的，这样的人数量惊人。对这种问题我们只需要作出一个相关的“存在论的”回答：选择绝望，人会阻碍进步；选择聪明的行动，人会为进步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