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忏悔录》的写作:情境与意图
对于那场争论,休谟视之为生活里的意外,希望尽快忘却;对于卢梭,那是新的开始,从前所向往的黄金时代、自然教育和契约精神,现在他觉得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揭露伪君子。1766年卢梭逃往英国,在思想意义上,那是他带着顽疾和忧郁闯入公共空间的冒险。误解与猜疑大肆袭来,他觉得迫害的企图无处不在,虽是假想的,却挥之不去,他要在文字世界里反击。鉴于同代人没有公正的判断力,他就向后代人说明真相,为此专心写作《忏悔录》,在英国时两易其稿。对于题目,到底是“回忆录”还是“忏悔录”,卢梭犹豫不定。草稿上标着“忏悔录”,致友人信中却说是“回忆录”。《忏悔录》出版后,它的风格为人质疑。卢梭生前的论敌埃皮奈夫人怀疑它的真实性,1849年拉马丁(Lamartine)在法国立法议会演讲时斥责卢梭虚伪。罗曼·罗兰批评他言辞高傲,与托尔斯泰一样亲近自然,但两人的《忏悔录》差异大,托尔斯泰有纯粹的基督教精神,卢梭放肆,有法利赛人的狂妄。[16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耶鲁修辞学派的保罗·德曼(Paul de Man)从文本角度追溯写作情境,他觉得卢梭是在辩解,不是忏悔。“忏悔”是以追求真理和至善的名义克服罪孽和羞耻,是对语言认识论的运用,“辩解”是敷衍的修辞术。[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