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这番慨然兴叹，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新学家们“诋诃旧学”的用力所在。废科举兴学堂与弃旧学创新学，本是同一个历史任务的两个方面。
二、新学非西学
维新变法失败的痛楚犹存之际，梁启超于1902年就试图从学术思想演变的大势中追索历史成败的深层关联性。晚清“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的社会思潮，是在应对西方挑战中不断失败的历史总结中形成的，这使得20世纪之交的梁启超更多地痴迷于“新学”救亡的理念。在梁启超一生持续不绝而又复杂多变的追求中，对于新学的探究、创获和深省，始终是其谋求政治革新的“原动力”。梁启超认为“欲谋政治之根本改革，须从国民心理入手，欲改造国民心理，须从社会教育入手，社会教育主要之工具为舆论，舆论之灵魂为思想，故思想乃创造新时代之原动力”①。
自从明末清初中西交通大开之后，中学就无可避免地难逃西学的浸染，尽管其范围有限。至晚清，西学对于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冲击，却如破竹之势，“正是西欧的科学、文艺以排山倒海之势输入中国的时代；一切旧的东西，自日常用品以至社会政治的组织，自圣经旧典以至思想、生活，都渐渐的崩解了，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崭新的外来的东西”②。鸦片战争以降，“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