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使明代的政治与社会风尚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日趋繁盛的商品经济刺激下，地主阶级的胃口更加膨胀，对土地和金钱的追逐更加贪婪，生活更加荒淫奢侈，从而导致土地兼并的猖獗，租税赋役征敛的苛重，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地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日渐激化。封建统治益加败坏腐朽，“好逸乐”的明武宗朱厚照“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48]，不是沉湎于豹房的歌舞角觝，就是四处巡游；妄想成仙的明世宗朱厚熜，中年以后不见朝臣，不理政务，整日只知设斋醮，服丹药；“酒”、“色”、“财”、“气”俱全的明神宗朱翊钧，亲政后长期不理政事，不见朝臣，就连国家机构缺员也不理会，而只顾聚敛财货，欢饮长夜。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已经难以维持高度的集权统一，封建制度对社会的控制也日渐松弛。
在商品、货币的诱惑之下，社会各阶层“锱铢共竞”，形成一股追逐金钱的社会风气。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末富居多、本富益少”[49]的情景。传统的伦理纲常受到猛烈的冲击，“下陵上、少侮长”的现象层出不穷。“厌常喜新，去朴从艳”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缙绅士大夫纷纷突破封建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等级规范，追求高大宽敞的住宅、富丽堂皇的摆设、鲜艳明丽的服饰。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以奢靡为荣，群起仿效，“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50]。逐利与奢侈之风的盛行，使封建秩序陷入了紊乱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