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正常的。毕竟在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够在一个人话语中轻而易举地听出真实情绪和弦外之音。
孙女士与小姑在声音研究方面共事多年，也是她第一个发现了小姑的死亡，后来杨渊又正好搭讪到了我。
这很可能不是巧合。
而要找到答案，我只能去炸毁心底最后一道堤坝。
最终，我下定了决心：是时候直面小姑的死亡了。
我回到家里，打开了尘封的阁楼。计算机，笔记，书籍，熟悉的种种物品落满了厚厚的灰。阳光从身后倾泻，回忆和灰尘迷了我的眼。我默默站在中间，等着一切流尽。
整理所有的资料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我甚至用自己的生日试出了小姑邮箱的密码。我从浩如烟海的笔记、文档、日记和邮件中还原了几年前发生的所有故事。当我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东方已经发白。
那时我才知道，杨渊在声音里掩不住的心跳声，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谎言。
十二
我十二岁的时候，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变得非常严重。小姑怀着深深的愧疚，暂停了自己手头上的教学任务，和主攻大数据方向的孙女士取得了联系。
仔细研究了小姑带来的项目后，孙女士表示一定大力支持，甚至从任职高校调动了很多计算资源。而且两人克服重重阻力，去找到了Orfield实验室的人合作要建立中国的第三所吸波暗室。
小姑在当时的日记里表达了对孙女士的感谢，同时也提到了她淡然隐忍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