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知觉信息的传输具有生态学的意义，它的信息必须是封装的，即模块化的。然而它与认知系统的不透明关系，却使认知活动能够从输入分析器工作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进行更为复杂、更为综合的工作。只是在认知过程中，除了外源性的限制以外，内源性的限制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按照福多的说法，“即便认知过程都被假定是奎因式的并且各向同性——因而完全是非封装性的——认识有限观点的主要论点仍很有力度：只要那类可通达的概念受到内源性限制，就会有一些思想我们无法去思考”[52]。可见，人类知觉与认知有限性的观点，是我们认识认知不对称性的一把很有用的“钥匙”。
再从人类学角度来看（严格来讲，人类学也与认知科学存在交集）。人类学研究证明人类更倾向于社会文化的二分模式或不对称模式。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发现，人类很早就倾向于左右划分或构筑左右符号体系。这方面的有力证据是早期的原始印欧语系的库尔干人的丧葬模式。该模式典型地表征了左右符号系统。在宗教思想中，左右二分模式也特别明显。如犹太教的《旧约全书》中说：“上帝的右手是神圣的：上帝的右手传递的是伟大的东西。”在佛教中，通往涅槃的路被一分为二：“左边的应当避免，右边的应当沿行。”人类学家罗伯特·赫茨（Rebert Hertz，1881～1915）在著名的《死亡与右手》一书中发现，几乎在所有社会中，都是右手优于左手。例如，右手与神圣相联系，而左手代表凡俗。人类学家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的研究表明，缅甸的普鲁姆人将社会系统分为两类非常独立的群体或集团，并构筑了典型的二元符号分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世界被划分为对立而又相联结的两个方面；给定其中一方，另一方也就确定了。（见表6-2）[53]这一符号系统与坦桑尼亚戈人的十分相似，两者地理位置却相距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