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19世纪的神话，伟大的作曲家都是在灵光乍现之时瞬间构思出他们的作品，所以他们只需要写下脑海中已经成形的东西即可。很明显，虚构出这个神话的人从未看过贝多芬的草稿本。从草稿本中，不仅可以看到贝多芬在回家前就写下他在森林里想到的短小旋律片段，以免自己忘掉，还可以看到他劳心费力地利用那些他在森林中或是在键盘上想到的，甚至是他涂鸦在纸上的原初创意。他跟随自己的笔，看它会将自己带向何方。这个过程十分艰苦——它错综复杂，有时候满是错误的弯道，但也有时候会迅速到达目的地——因为贝多芬并不知道它将会在哪里终止。当然，这便是草稿的意义之所在。
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曾将写作比作纺织，他说道，你着手于织物的反面，突然就发现你自己被意义所围绕。在音乐中也一样，梅洛-庞蒂的比喻体现出我想提出的两个要点。第一，通过作曲这一过程，音乐在创作行为中得以浮现，而创作即是探寻至今仍然未知的目标。第二，音乐是一块双面的织物，即音乐有其得以存在的两种基本维度。一面是演奏与聆听，这是一种动态的、情境化的、社会性的时间，音乐被如此简单、如此轻松地听到，就好像它是被自然而然地给予的。当大多数人谈论“音乐”时，他们所指的就是这个。但音乐还有另一面，在这里它被劳心费力地缝合到一起——这一过程发生在一个相当不同（且更为延展拉伸）的时间之中，还涉及专业知识和技术。正因为音乐是一块双面的织物，所以它是伪装成自然物的人工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