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的观念，就是欲望。它的本质在于悖论，它比包容性的思想想得更多，进而在它之于思想的无尺度中，进入了与不可把握者的关系内，同时却丝毫不损害不可把握者的不可把握性。就无限的观念而言，无限在所有的相关性之外，此一观念不是某种在客体内可获得实现的意向性。无限之于有限思想的卓越乃是对意向性之扰乱，是对作为意向性之光的渴望的扰乱：与意向性因之回落的满足相反，无限使它的观念落空。与无限有着关系的我，是一种脚步停止向前的不可能性，是一种抛弃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的职责的不可能性：在文学的意义上就是，没有时间回头，没有可能逃避责任，没有内心洞穴可供隐藏，也就是勇往直前不顾身后。这是一种之于我之需要的增生：我越是面对我的责任，我就越是感到更多的责任。“无为”之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意识的质疑，是对与显现泾渭分明之关系的时机性进入。
就这样，方向的正直或者说意义的树立存在于与面容的关系——伦理的关系内。哲学家的意识在本质上是反思性的。至少，对于哲学家来说，意识是在它的返回中被把握到的，而这返回亦即是意识的发生本身。就在它的本能的和前反思的运动中，意识已经盯上了自身的起源，已经熟悉了所经之路。这就是它的原始本质：自我批判，自我控制，对所有超出自身的意涵进行分析和解构。然而，责任心既不盲目也不健忘；通过它借之展开的思想的全部运动，责任心为一种绝对的急迫性所把握，或者确切地说，它与这一急迫性合而为一。被描绘成“没有时间回头”的东西，并非是某种愚拙或不幸的意识，好像这一意识“应此不彼”或者“不知所措”，而是一种非反思态度的绝对的刚直不阿，一种原始的正直，一种在存在内的意义。1957年，在讨论胡塞尔关于现象学还原的理论时，梅洛-庞蒂问雷若蒙特道：“非反思对反思的抵抗从何而来？”我们对意义的分析或许回答了这个基本问题，梅洛-庞蒂并不同意将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主体的有限性，归结为主体反思全体的无能。柏拉图的良言“全心全意地归向真理”并不止是一种善良教育，宣扬努力和真诚。它针对的难道不是灵魂最难以启齿，隐蔽得最深的东西？这灵魂在善的跟前避免考虑自己，同时中断了向异他的运动。“非反思对反思的反抗”的力量难道不是先于又后于所有的表象的意志本身？意志因此难道不是在本质上更是谦下而非权力？这谦下与含糊的自我否定不相关，自我否定在它的力量之内已经起了骄傲，以至于它在反思中很快又认回了自己。这是一种“没有时间”回头自顾，根本无心“否定”自我的谦下，它是从他人进入无限之事业的直线运动的忘我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