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主义”在外国作家中也屡见不鲜。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就曾专门写过一本“把我们从怀疑贪望的成人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新月之国里去”（郑振铎语）的散文诗集《新月集》。诗人充满激情地吟咏：“我愿我能在我孩子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占一角清净地……我愿我能在横过孩子心中的道路上游行，解脱了一切的束缚。”（《孩子的世界》）“他们（指成年人）喧哗争斗，他们怀疑失望，他们辩论而没有结果。/我的孩子，让你的生命到他们当中去，如一线镇定而纯洁之光，使他们愉悦而沉默。/他们的贪心和妒忌是残忍的；他们的话，好像暗藏的刀刃，渴欲饮血。/我的孩子，去，去站在他们愤懑的心中，把你的和善的眼光落在他们上面，好像那傍晚的宽宏大量的和平，覆盖着日间的骚扰一样。”（《孩子的天使》）日本“童话之父”小川未明也是一位“童心主义者”。他认为孩子的心（童心）是新鲜、纯真、洁净的，只有通过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孩子的原始心性及自我心性，才可能发现人性，只有以童心为镜子，才可能追求人性。小川未明的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儿童文学进程。在童心主义的影响下，日本送别了从民间故事翻版的“故事”时代，迎来了以浜田广介、坪田让治及铃木三重吉的“红鸟运动”为代表的“童心文学”。日本儿童文学评论家山本和夫认为：“大正时代（1912—1925）的儿童文学作家之所以犹如决堤之水奔流不息，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了童心。”[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