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个问题从内在生活领域转移到复杂的文化和文明领域，以及在表达个人的集体生活时，路德宗教改革在处理律法与恩典问题上的弱点变得更加清楚。在这个方面，宗教改革中的“失败主义”变得非常明显。它对历史存在的终极问题的理解似乎阻碍着它对其他各种相关问题的理解。宗教改革懂得知识扩展的各种可能性，也知道人类缺乏认识上帝的智慧。它明白“世界凭其自身的智慧不认识上帝”，乐意凭着由信仰所感受到的恩典来克服一切人类知识中的有罪的自我中心论。但它对构成科学与哲学的多种多样的真理与谬误的混合物不感兴趣，对人类竭力追求的真理不感兴趣。文艺复兴认为最后的真理可以通过文化史的渐进过程来发现，这种想象无疑是错误的。它没有认识到每一新的智慧都孕育着新的谬误；尤其是那个最大的错误，亦即假定通过一系列的不断进步可以达到最后的真理。
但是与宗教改革相比，把义务严肃地当作真理来看待难道不对吗？宗教改革不是由于漠视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真理与谬误的相对差别，而陷入一种文化蒙昧主义的罪过吗？它不是把自己放到了那个徒劳的仆人的位置上去了吗？这个仆人还声称：“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原先的银子在这里。”[5]
